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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未購房者經濟負擔大於已購房人群

  滬上青年人最渴望的家中場景是——“舒服的沙發,想怎麼坐就怎麼坐”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呂爽/ 上海報道   你最喜歡並希望出現在自己家裡的場景是什麼樣的?是一桌豐盛的家庭晚餐,父母子女一起用餐聊天;還是浪漫的燭光晚餐;或許是一排整齊的書架和蔥鬱的植物……在一份針對在上海青年人的都市青年居家生活調查問卷結果顯示,滬上青年人最渴望的家中場景是——“舒服的沙發,想怎麼坐就怎麼坐。”   “你會看到,對於家的理解已經發生變化。這裡面不僅包括私人空間與公共事務的關係,也能折射出滬上青年人的居家想象。在住房問題上,我們並沒有自己想象的那樣理性。”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羅小茗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兩年前,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對1000名上海白領青年開展了一項長達二十餘頁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圍繞消費理性、居家想象和房產購買等問題上,社會常識與現實不符。   住房剛需者並不最關註樓市   有人笑談,中國房地產的繁榮和房價的不斷推高,“丈母娘”功不可沒。但有住房剛需的年輕人並非最積極入市的人。   調查數據顯示,已經擁有產權(已買房子)的人,對樓市密切關註度的比例反而比還沒買房的人要高。其中,最密切關註樓市的群體是已經買房但是還要繼續還房貸的人(24.7%),而那些住在父母家、但急切需要婚房的青年人,對此問題關註卻是最低的,只有14.2%。要結婚買房的年輕人群不太關註樓市,也就是說,預期中那些未來的首套房購買者,對樓市的關註比例低於已買房的人。   結果顯示,已經成為房奴的人,感受到的經濟壓力反而小於還沒有成為房奴的人;即便對那些無需負擔房租且沒有成為房奴的青年人而言,也是如此。可見,都市青年由住房而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並非因為此刻的居住空間的匱乏,而是因為他們想象著未來可能的居住空間。   “居住問題,並非實際的居住支出和‘獲取獨立使用的空間’之間的經濟計算,而是被註入了對產權、資產、社會乃至對未來的一種具體的想象方式,從而使‘居住’總是和‘是否擁有產權房’緊緊糾纏。”羅小茗解讀說,“以至於人人想做房奴,甚至苦惱於做房奴而不得。”   另外,學歷和首付款比例並沒有正相關性,換句話說,學歷越高並不等於越有能力買房。“學歷與首付款”的關聯顯示,大專以下學歷,由自己或夫妻雙方承擔首付款比例為70%,研究生及以上學歷者,比例最低,僅為47.6%。   “當青年人把很長時間放在學校提高自己學歷的時候,實際的狀況卻是,高學歷並不能讓他們在短短幾年內得到足夠回報,支付首付款,此時更多依賴的還是父母或長輩在經濟上的支持。”羅小茗分析。   皮鞋、汽車和住房   在調查問卷中,有一項關於購買皮鞋的問題調查。“如果要購買一雙春秋季節正式場合穿著的皮鞋,您通常會選擇哪個價位的?”數據顯示,不同收入階層、不同年齡的人的選擇並沒有明顯不同。超過40%以上的人選擇了300~499元的皮鞋。而這一答案明顯是所有選項中偏低的價格選擇。   調查結果還顯示,皮鞋牌子並未對調查者有足夠的左右能力。“這說明一個問題,即使市場的定價再高,對於日常生活用品來說,人們心裡還是有一個心理價位,這個心理價位幾乎是普遍的。”羅小茗說。   但是如果這個問題放在購買汽車上,答案則明顯不同。   在受訪者中,希望購入15萬~25萬元汽車的比例是最多的。除了安全因素的考慮外,汽車品牌成為很大的考慮要素。   除汽車外,更令人們喪失消費理性的是住房。   學區房和景觀房都不是房地產市場里純經濟的概念,“儘管今天絕大多數的消費品都是品位的象徵,是價值符號的序列,投射出人們的各色欲望,但恐怕所有這些都不如人們投射在住房和汽車這兩項商品上的這樣驚人。”羅小茗說,“對都市青年而言,房和車不僅充滿了價值符號,是欲望的投射和身份、地位的象徵,而且構成了想象未來生活的載體。我們並未對越貴的菜表現出越濃的興趣,但是越貴的房、越貴的車卻成為我們越想買的東西。”   這一點,在那些經濟能力較差、暫無穩定住房的受訪者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調查顯示,他們對於居家生活的想象,更加受制於主流媒體對“家”的呈現。   在“對家的必備物品的要求”的調查顯示,住群租房和住單位宿舍的人,反而比已經買了商品房的人要求更高。擁有房子的人對一些抽象的要求就特別高,比如愛情。而未購住房者往往會希望有更好的裝潢,並且希望能夠定期更新,希望自己的家能有時尚、氣派的感覺;而已購住房者選擇更多的是“無所謂給別人什麼感覺,住著舒服就好”。   對此,羅小茗的解釋是,“為什麼那麼多青年人喜歡逛宜家,因為那裡展現了居家的多種可能。而類似於《愛情公寓》的情景劇,無論收入高低,是否有穩定的工作,他們的住房裝潢都很漂亮。這些媒體呈現的‘家’潛移默化地讓青年人認為,自己的家、自己以後住的地方也應該是這個樣子,無論是否有能力擁有產權。”   我家太小   “收入對實際居住面積的感受”的調查顯示,除了年收入30萬~50萬和100萬元以上兩組受訪者之外,其他各組“感到偏小”的比例都超過了45%。   而“年收入與未購房者的理想居住面積”的關聯則顯示,還未購房者中,1萬~5萬元年收入者中,希望住111~130平方米房子的人占31.3%(占總受訪者的21.1%);而年收入6萬~10萬元者中,占到36.1%(占總受訪者的29.3%),而對於11萬~15萬元收入者來說,15.7%(占總受訪者的13.9%)的人希望選擇大房子。   年收入1萬~5萬元的群體有更大的夢想,在選擇130平方米以上為理想居住面積的人中,年收入1萬~5萬元的群體占了37.3%,來自6萬~10萬元年收入者占23.5%。   “通過對這個數據的分析,可以發現,不管是有房子的人,還是沒來得及買房的人,他們的收入和理想居住面積之間沒有正相關性,不是說收入高了就可以住到理想的房子了,他們有一種很奇怪的饑餓感,都希望住得更大。”羅小茗說,“而且越是沒房子或是經濟能力越差的受訪群體對大房子的渴望越強烈。”   收入、實際居住狀況和居住的滿意度之間,沒有正相關性。收入的增加,居住面積的增長,乃至住房所有權的獲取,都並不能真正消除“感到偏小”這種對居住不滿意的居家感覺。因為無論收入多少,居住面積多少,總是有20%以上的人感到“偏小”。   “偏小”與其說是一種實際的生活需求,不如說是一種瀰漫在社會中的普遍情緒或欲望。這一欲望和實際的居住需求相裹挾,創造出了“改善性住房”的概念。   在羅小茗看來,改善性住房是一個非常虛偽的概念,是一個正好可以拿來繼續助推樓市的概念。如果真的要談改善性住房,到底什麼是我們真正需要改善的部分,其實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因為居住在某一空間中,你的日常生活能否變得更好,從來不是由居住面積的增長說了算。而改善性住房,恰恰是把居住面積的增長視為改善生活的首要條件,仿佛多一個書房,多一個衛生間,或者多一個衣帽間,生活就會自己變好了。這實際上是偷換了概念。”   一張想怎麼坐就怎麼坐的沙發   在對家的想象中,一張“想怎麼坐就怎麼坐的沙發”打敗了其他所有想象性的場景。   “我們所有的選項都是在地產廣告中經常出現的,比如‘有一套非常棒的音響,空中總是流淌著音樂’;‘到處都是小朋友的玩具,也是他隨處玩耍的地方’;‘漂亮的檯布桌旗,上面擺著一盆水果或一束鮮花’等,但是我們一開始沒想到選得最多的竟是一張想怎麼坐就怎麼坐的沙發。”羅小茗說。   許多人都將安穩的生活寄托在一套“產權房”之上,但是辛辛苦苦做房奴、換大房子其實是為了回家後可以“窩在沙發上,想乾什麼就乾什麼”。   一張無處安放的沙發,影射出的是城市式生活中個人空間與公共空間劃分、個人隱私與社會公共事務處理觀念的轉變。   群租使得一張舒服的沙發變成了公共客廳里的“公物”,沒辦法想怎麼坐就怎麼坐。“這也印證了都市年輕人沒辦法在其他場合放輕鬆,所以特別需要有一個獨享空間。”   越是想要一個“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放鬆”的私人空間,就會越受到外界的壓力,你要取得戶口、居住證,要有一份穩定賺錢的工作而不敢隨意辭職。羅小茗說,“這也導致年輕人越來越不能在社會公共事務中發聲。”   “如果樓道里的公共區域很臟很亂,你將怎麼處理?”調查顯示,已經擁有住房的人更多選擇打電話給物業或者置之不理;反而是住房不穩定沒有自己住房的人更願意親自把它打掃乾凈。   “城市式居家生活,改變了我們對‘公和私’觀念的判斷。不是客廳就是公共的,卧室就是私人的;家門裡是私人的,門外就是公共的。這不是一個房子或者是一道牆的問題,而是城市式居家所帶來的一種新的社會文化。”   羅小茗說,“商品房一直強調有客廳、有卧室,強調居住空間的功能區分,可是等到大多數人有了客廳的時候,卻很少有客人真的到家做客,人們也越來越願意自己宅在家裡。” (原標題:上海白領渴望什麼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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